原因一 现在的乒乓球器材过于先进，削球打法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以前的乒乓球速度慢，球商比较差，再加上当时大家技术水准不高（尤其是反手）所以削球有不错得市场。现在小球改成大球后意味着用以前的方法去打比赛已经不行，对于技术的更新和打法的变化要求更高了。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很多原来使用传统底板和中档套胶的选手要更换自己的装备，而更换装备的过程也就是提升水平的一个过程（虽然进步不会很大）。这对乒坛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技术总是需要更新的。
原因二 小球时代的中远台对拉在实战中意义并不大，大多数时候你只能拉对方的正手，对方也只能拉你的反手。这导致一种两极分化的现象，要么你的进攻很厉害能打透对手，要么你的防守很厉害能扛住对手的进攻。大球改进了这个缺陷，让中远台的对抗更加实用化和现实化。
原因三 大球更耗体力，这会让球员在场上更有针对性，也减少了很多无谓的失误。以前打球很多时候就是拼心理素质，大球则更多的增加竞技体育的成分，体能好的胜的概率更大一些。
景桐优质答主国际乒联为了纪念本世纪末推行11分制，决定从今年10月1日起，将乒乓球比赛用球的直径由38毫米增大到40毫米，这是对乒乓球运动规则近百年来的第一次修改。增大球的直径能使球在空中运行时加大旋转和下弧线，增加运动员在击球时的难度和风险，减少球速，并使乒乓球比赛的观赏性得以增强。
尽管这一改革从长远看符合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趋势，而且对小球时代的传统打法、先进技术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是，对我们这支乒乓球梦之队来说更是如此。我国运动员长期以来苦练削球、弧圈球和摆短等技术，使传统技术独领风骚，战绩辉煌，以致增大球的直径对我国运动员来说，风险最大，影响也最大。如果把握不好这种改革的心理脉搏，我们的运动员率先实现新、旧打法的转换就会出现滞后，进而影响到我们乒乓球运动在国际乒坛的优势。
其实这种挑战也是机遇。大球的出现将使靠近台快攻的优秀运动员不再游刃有余，他们要在近台有效地控制来球的难度增大了。而且，大球在速度、旋转和落点上难以达到完关的统一，运动员的发力收到限制。这样，靠中、远台作战的运动员有可能改变过去的被动局面，实现与近台快攻选手抗衡。这样一来，那些仍固守小球时代的传统打法的优秀选手就将被大球推向尴尬和危险的境地，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现役的乒乓球运动员必须适应这一变化，才能跟上大球时代的潮流。
既然大球的直径增大了，它的运行速度和运动员在时间上反应的灵敏度都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就不妨主动把战场从前场转移到中、后场，把快攻型打法转变为力加强化，提高击球质量和攻击落点的准确性，增强球的上旋度，迫使对方失误。这种打法是与大球的改革理念所吻合的，它使自己的技战术水平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减少失误，增加正手扣杀的攻击密度，改变过去那种稳拉狠打、速战速决的战术思想，转而采用力加强化、控制落点、多控制、多拉多转、调动对方、引而不发，等待对方失误和寻找最好的进攻机会。这种“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战术思想，是适应大球的最实用的应变方针。
应当指出，对大球的认识，各国从开始到进入实践，理解的角度和认识的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国外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的优秀选手，由于在传统打法上比我国运动员的训练水平稍低一些，对小球时代的技术体系又不如我们那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他们对这一变革的兴奋程度明显高于我们。而我们中国那些拥有小球时代优势的运动员则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甚至对这种变革感到莫名其妙，在战术思想和技战术意识上没有迅速完成自己的角色转换。
看来，适应大球，运动员首先要从挑战和危机感开始。这种挑战既是来自对手的挑战，更是来自这种技战术改革的挑战。这种危机既是技战术改革带来的危机，更是自身在技战术水平上因循守旧、按部就班的固有意识带来的危机。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运动员与国外选手相比，差距是很明显的。他们已经从技战术改革带来的挑战和危机感中觉醒过来，甚至有的已初步完成了这种技战术转轨的实践准备，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则在实践中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
从刘国梁在第45届世乒赛上大、小球使用的现状看，他这种技战术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只是在心理和技战术上对大球的进一步理解和使用上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他还没有完成对大球使用的全部适应过程，因而在实际比赛中失误较多，成功率较低，使自己在大、小球使用上的技战术体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态势。倘若这种态势长此以往地下去，刘国梁就无法确立自己对两种球兼容使用下的优胜意识。由此看来，完成对大球使用的稳定性和成功率，是当务之急。
相比之下，马琳、王励勤、孔令辉对大球使用的适应程序要顺利一些，他们在实际技战术使用中较少出现失误，成功率较高。他们之所以在大球使用上能够取得超过小球的成效，主要是从认识上突破了使用大球的技战术困境，从挑战和危机感中完成了大球使用的过渡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大的方面讲，他们完成了从挑战和危机感中取得胜利的第一步，从实践使用上
